颐衡观点 | 《颐衡律所话军婚》(二)——军婚危机化解与离婚程序实务研究

发布时间: 2026-10-30 浏览次数:140次

颐衡律所话军婚(二)

军婚危机化解与离婚程序实务研究

颐衡律所涉军法律事务部 朱孟科

军婚出现危机后,我们的一贯立场:先修复,后解除;能协议,不诉讼;军人权益与配偶合法权益并重,但程序上必须把“军内程序”走扎实。
一、先把底层规则说透:军婚离婚的三个“铁门槛”
面对军婚纠纷,我们的做法,第一件事不是劝和或劝离,而是判断这件事卡在哪一道门槛上。军婚离婚与普通离婚的根本区别,不在于“能不能离”,而在于“谁有权启动、以什么条件启动”。
第一道门槛:军人配偶单方要求离婚的“同意原则”。 
《民法典》第1081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应当征得军人同意,但是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实务中要精确区分三种情形:
1.军人本人提出离婚的,不受该条限制,按普通离婚程序走;
2.双方都是现役军人的,也不受该条限制,但必须先过军内调解;
3.只有“非军人配偶告军人”这一种情形,才触发同意原则。
第二道门槛:“重大过错”的认定。 
如果军人一方存在重婚或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等情形,配偶无需征得同意即可起诉,法院也可据此认定感情破裂。
实务中要特别注意:一般性的“感情不和”“长期冷战”“婆媳矛盾”不构成重大过错;主张重大过错的一方,举证责任在己方,微信记录、报警记录、伤情照片、居(村)委会证明、单位处理材料都要在起诉前固定好。
第三道门槛:军内调解与政治机关证明,该为最容易被低估的程序要件。 
双方均为现役军人,无论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当事人所在部队领导或政治机关应当先行调解;调解无效的,政治机关出具证明后,方可到所在辖区军事法院起诉。
非军人配偶要求离婚、军人同意的,政治机关可出具同意离婚的证明;军人不同意且无重大过错的,政治机关不得出具证明,但经查实确有重大过错的除外。这意味着没有政治机关的证明或调解记录,法院在军人无重大过错的情形下通常不会跳过这一环节直接判决离婚。
二、危机化解阶段要把“离不离”的判断推迟到“能不能修”之后
军婚危机的成因高度集中:长期异地分居导致沟通断裂,是实务中最常见的诱因。某法院2025年审理的一起现役军人起诉离婚案中,双方并无重大矛盾,根源就是长期山海相隔、远程沟通频繁引发争执冷战,法院通过温情调解使夫妻重归于好,军人最终撤回起诉。这个案例的实务启示不在于“法院会劝和”,而在于危机干预的窗口期往往短于当事人的情绪周期,一旦错过,起诉、冷战、亲属介入会把可修复的矛盾固化为对立。
实务中可操作的危机化解路径分三层推进:
第一层:部队政治工作部门的前置介入。
部队对官兵婚恋矛盾有“抓早抓小”的工作惯性,常见做法包括优先安排急需处理家事的官兵休假、接待情感出现矛盾的家属来队探亲、“一对一”帮带等。律师怎样主动与军人所在单位政治工作部门有效沟通,推动其以组织名义与配偶方进行一次正式谈话或调解,形成书面记录。这一步的实务价值不仅是“修复感情”,更在于为后续无论和好还是离婚留下程序痕迹。如果调解和好,政治机关的记录可以成为感情未破裂的佐证;如果调解无效,该记录本身就是后续出具证明或法院判断感情状况的基础材料。
第二层:把“异地沟通”从情绪对抗拉回理性沟通。
军婚危机中大量冲突源于信息不对称:军人一方无法参与家庭日常,配偶一方承担了绝大部分家庭压力却难以被看见。实务中有效的方法不是泛泛劝“互相理解”,而是推动双方在律师或组织主持下做一次“事实清单交换”,比如,军人一方列出驻训、值班、任务周期等不可控时间约束;配偶一方列出过去半年中独自处理的家庭重大事项。把“你不关心家”转化为“哪几件具体的事没有被分担”,调解成功的概率会显著上升。
第三层:引入心理疏导与法律援助的组合干预。
边远部队的实务经验表明,教育引导、调解沟通、律师介入、心理疏导的组合方式,能够将离婚对军人家庭和部队管理的冲击降到最低。律师在危机阶段不宜只做“法律告知”,而应全面客观的厘清双方的核心诉求,积极寻求各方力量配合,待当事人情绪稳定,回归理性后,再由律师就财产、子女、退役费分割等当事人最焦虑的问题给出“如果最终走不下去会是什么结果”的预判,反而有助于当事人从情绪对抗中抽离,理性选择修复或解除。
三、协议离婚:双方同意情况下的程序步骤与要点
协议离婚是军婚解除中成本最低、对军人职业影响最小的方法,但它的前提比普通离婚多一道“军内程序”。
步骤一:军内调解与政治机关出具证明。
1.双方均为军人的,当事人所在单位党组织或政治工作部门应当先行调解;调解无效且双方均同意离婚的,政治工作部门出具同意离婚的《军人婚姻登记证明》。
2.一方为军人的,军人一方所在部队政治机关同样需要视情调解,军人同意离婚的,方可出具证明。这一步可不是“走过场”,证明文件是婚姻登记机关受理军婚协议离婚的必备材料,缺失该证明,民政局通常不予办理。
步骤二:签订书面离婚协议。 
离婚协议必须覆盖子女抚养(抚养权归属、抚养费数额与支付方式、探望安排)、共同财产分割、债务处理三项核心内容。军婚协议中还需要专门处理军人退役费、复员费的分割问题。
有很多军人在办理离婚时还在服役,该笔费用并未发放,内容和金额以及总额都不确定,且随着服役年限的增多,费用标准及总额也增多,这是离婚协议办理中的难点。一起离婚纠纷,涉及部队的方方面面,级别待遇、医疗、住房、保险、公积金等等的分割,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步骤三: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经过冷静期后领证。
携带身份证、结婚证、离婚协议书、部队政治机关证明,共同到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自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可以撤回;冷静期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必须再次共同到场领取离婚证,逾期未领视为撤回申请。军人一方因任务无法在第二个三十日内到场的,协议离婚路径即告失败,只能转入诉讼程序。这一时间风险应当在选择协议路径时提前向当事人释明。
四、诉讼离婚,先解决管辖问题
管辖,是法院主管的民事案件,在法院系统内部具体分配到某一级、某一个法院,使审判权真正落地;其作用则围绕便利当事人诉讼、保障审判效率与公正、防止法院间推诿或争抢而展开。军婚诉讼离婚,故必先解决由军事法院还是地方法院审理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25年5月1日施行),军婚纠纷的受理分三种情况:
1.涉军离婚案件双方都是军人,简称“双军”,一概由军事法院审理,地方法院无权审理,该规定为强制性规定,不能通过协议排除适用,更不能隐瞒。军事法院管辖原则,按照战区划片,如驻地在青岛的“双军”诉讼离婚的受理法院为济南军事法院,二审为北部战区军事法院。
2.当事人一方为军人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有关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地方当事人向军事法院提起诉讼的,军事法院应当受理。
3.军人当事人起诉非军人的,地方法院应当受理。
可见,当事人一方为军人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法律规定地方法院和军事法院都有管辖权,选择地方还是军事法院,这确实得具体分析,如军人一方拒不配合或者调查取证难,由军事法院管辖更为便利,但有利就有弊,需要综合权衡。
军婚案件的特殊性,归根结底不在法律条文有多复杂,而在于程序链条比普通离婚长、组织介入的程度比普通离婚深、当事人的职业身份对结果的反向约束比普通离婚强。把政治机关的程序走完整,把修复的窗口用足,把协议和诉讼的每一步落到可验证的材料上,才是对军人身份和配偶权益同时负责的做法。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可谓实践出真知。上述意见来源于我们实施积累的结果。我们曾有长期服役的经历,有处理军婚纠纷的经验。退役后做律师,执业十几年,对军地司法实务,尤其是跨军地两种既有相同、交叉,又有区别的司法实务经验。
颐衡律所成立于2000年,具有法律拥军的传统,律所退役军人多,律所以退役军人律师、党员为骨干,设立了涉军法律事务部,主要向青岛驻军单位、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提供法律服务。多年的积累,先后与多家驻青部队结成共建对子和常年法律顾问关系,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为现役部队、军人、军属挽回损失2.1亿余元。与此同时,律所被青岛市市委、市政府、驻青机关表彰为“军警民共建先进单位”,被青岛市司法局、律师协会表彰为“优秀拥军律师事务所”被青岛市列入荣军联盟单位等。
垂询电话:朱孟科,18561308896。